清晨七点半的市文化中心办公楼，三楼东侧的办公室已经亮起灯。刘欢欢坐在工位上，指尖划过文件，眉尖微蹙——这是她刚接手的非遗保护项目申报书，堆了整整三大摞。桌角的保温杯冒着热气，旁边却压着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是大学时手写的我和我的祖国歌词，墨迹边缘还有没擦干净的泪痕。
没人能把“事业单位职员”和“业余歌手”这两个标签，像刘欢欢这样拧成一股劲儿。在单位，她是出了名的“刘干事”，每天都泡在资料室里，整理老照片、走访老艺人，为了给濒危的皮影戏申请非遗基金，她曾连续一周蹲在村里，跟着传艺人学唱腔，晒得黑了两个度；下了班，她换上演出服，成了酒吧、社区小剧场里的“欢欢老师”，弹着吉他唱民谣，嗓子清亮得能穿透喧闹。
“第一次知道她会唱歌，是我们单位年会。” 文化中心的老王师傅抽着旱烟，眯着眼睛回忆，“那时候年轻，推她上台，她脸憋得通红，就唱了首映山红，没伴奏，清唱。结果唱到一半，底下全哭了——你说怪不怪？人家是越唱越紧张，她倒好，越唱越有劲儿，唱完鞠躬时还绊了自己一脚，把大家伙儿逗得前仰后合。”
就是那次“意外走红”，让刘欢欢的“副业”慢慢有了起色。2019年，她抱着吉他去街边演出，被一个做独立音乐的朋友拍下来传到网上，视频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唱的是自己写的老街坊，歌词里有“巷口卖糖的老爷爷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偷拿你一颗糖吗” ，底下有人评论：“这声音，像小时候在奶奶家听的收音机。”
没想到，这条视频被市音乐家协会的人看到，问她愿不愿意参加“群文之星”选拔赛。刘欢欢当时正忙着给非遗项目做台账，扔下手里的笔就问：“参赛会影响工作吗？” 对方摆摆手：“你这样的人唱歌，才叫有根。” 最终，她拿了全市第三，上台领奖时，手里还攥着刚写好的皮影戏调研笔记。
有人问她：“你有这本事，干嘛不辞职当歌手？天天泡在单位里，多屈才？” 刘欢欢当时正对着镜子练孤勇者，听见这话，笑了：“你见过哪个歌手，唱着唱着就去查非遗档案的？我觉得有意思啊。” 她说，单位的工作让她看到“根”——那些快要被遗忘的老手艺、老歌谣，不是冰冷的文字，是活在人心里的事儿；而唱歌，是把这些事儿讲出去的方式。“有一次唱茉莉花，后台有个阿姨拉着我的手说‘姑娘，你唱的跟我小时候外婆唱的一个味儿’，你知道那时候什么感觉吗？就像…就像你种的花，突然有人告诉你‘它好香’，比拿奖还甜。”
当然，也有“翻车”的时候。去年冬天，她参加一个基层文化下乡活动，要去三个村子演出。早上七点出发，先是去山脚下的李村，雪下得大，山路打滑，她抱着音响在泥地里摔了一跤，演出服全是泥，她没顾上换，上台就唱好日子，村民拍着巴掌喊：“刘干事，你这一跤摔得，比电视上的还好看！” 中午在王村吃食堂，食堂阿姨给她盛了碗热汤，她端着汤碗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边喝边听老婆婆唱山歌，下午又跑到张家，教孩子们唱少年中国说，孩子们跑调跑得厉害，她也没急，就一句一句带着他们唱，夕阳照在她脸上，汗顺着脖子流下来，她笑得跟孩子一样。
如今，刘欢欢的手机里存了两个相册，一个是“工作档案”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会议记录、老艺人访谈录音；另一个是“舞台瞬间”，里面是她站在不同舞台上唱歌的照片——有简陋的社区活动室，有明亮的剧院，还有泥泞的乡间小路。前阵子，她刚写完一首新歌，叫办公室的窗，歌词里唱：“我坐在办公室的窗前/看阳光爬上文件堆/但我的耳朵里/总听见有人在喊‘再来一首’”。
有人问她：“刘欢欢，你累不累？” 她正在给非遗项目贴邮票，听见这话，抬头笑了笑，把邮票按在信封上，说：“不累。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干两件自己喜欢的事儿——一件是让老祖宗的东西活下来，一件是让我的歌飞出去。这两件事，都是在给日子添糖啊。”
或许，这就是最动人的地方——真正的热爱从不是“非此即彼”，而是把平凡的岗位变成舞台，把普通的日常过成诗。就像刘欢欢，她既是档案里那个一丝不苟的“刘干事”，也是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“欢欢老师”，而她最想做的，永远是自己——那个既能沉浸在一堆旧资料里，也能在一首歌里倾尽所有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