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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刘欢突然问我‘到底爱不爱你’,我该回答‘是’还是‘不是’?”

说起来你可能不信,去年冬天在北京某音乐节的后台,我居然撞见了刘欢。他刚从舞台上下来,红色毛衣外套着件黑色工装服,额角还带着汗珠,手里攥着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。我刚想开口说“刘老师好”,他却先一步笑了,眼睛眯成两条缝,突然问我:“你说人这辈子,到底是爱什么?是爱具体的一个人,还是爱一种感觉?或者说……”他顿了顿,把矿水瓶往桌上轻轻一放,眼神突然认真起来,“像我这样,爱音乐爱到发疯,算不算真的‘爱’?”

刘欢问我到底爱不爱你

我当时脑子一懵,差点把手里的笔记本掉地上。后来才知道,那段时间他正在筹备那张暌违五年的新专辑,录到半夜三点,对着谱子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——“到底爱不爱你”。

你可能会说,刘欢是谁啊?他是唱弯弯的月亮时能用一个尾音勾走魂儿的歌手,是好汉歌里“大河向东流”的豪迈,是我是歌手里那个戴帽子、略微发福却一开口就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音乐导师。但你可能不知道,这个在舞台上永远“稳得泰山”的男人,私下里聊到“爱”这个字,眼睛里会闪出像少年一样的光。

刘欢问我到底爱不爱你

那天后台没人,音响师都去吃宵夜了,我们俩坐在堆着线缆的塑料凳子上,他跟我说起年轻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事。上世纪80年代,他是学校里的“歌痴”,早上五点爬起来去琴房练声,晚上熄灯后在厕所打着手电筒写谱子。“有次为了写一段弦乐,我三天没出琴房,同学送饭来,我盯着谱子突然问他们:‘你们说,这段旋律要是能飞起来,是不是就能碰到云彩了?’”他哈哈笑起来,声音还是那么洪亮,带着点北京腔的爽快,“他们当时都说我疯,可我觉得,这就是‘爱’啊——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感觉,不就是这样吗?想的、念的、梦里全是她,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她。”

他说的“她”,不是某个具体的人,是音乐。

刘欢的音乐生涯里,有过太多被“爱”定义的瞬间。1987年,他和韦唯合唱亚洲雄风,那个“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”,唱得多少中国人热泪盈眶;1991年,弯弯的月亮里“我的心充满惆怅,不为那弯弯的月亮”,又让多少人听懂了乡愁;再到后来的重头再来千万次的问,每一首歌都像他捧出来的心,滚烫,带着温度。

“有次录好汉歌,连续唱了八遍,嗓子都哑了,”他回忆道,“导演说‘刘老师,差不多了’,我突然急了,不行,这遍感觉不对。你知道什么感觉吗?就像你想跟喜欢的人表白,话到嘴边,突然觉得‘这句话没说到她心坎里去’,就得重来。”他摆摆手,“什么嗓子疼、累,那时候根本顾不上。你想啊,如果你真爱一样东西,怎么会嫌麻烦?怎么会觉得累?”

这话说到这儿,我突然懂了。为什么他总说“音乐是我的命”,为什么他可以为了一个音符磨半天——原来“爱”到极致,就是这样。不是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,是愿意为她熬夜、为她较劲、为她把所有力气都掏出来的那种“傻”。

那你可能会问,这跟普通人有啥关系?我们又不搞音乐,哪来的“爱不爱你”?

其实刘欢那天问我,更像是在问所有人:你到底爱不爱你手头的事?爱不爱你身边的人?爱不爱你自己选的生活?他说你看现在年轻人,刷短视频能刷一晚上,刷完问自己“我到底在干嘛”,说不出来;谈对象,合得来就在一起,合不来就分,很少问自己“我到底爱不爱ta,还是只爱ta给我的感觉”;甚至连工作,很多人都是为了挣钱而做,谈不上“爱”。

“‘爱’这东西,得‘真’,得‘执着’。”他喝了口水,眼神望向后台角落里放着的一把吉他,“就像我写歌,要是自己都没被感动,怎么敢唱给别人听?做音乐是这样,过日子,不也该这样吗?”

后来新专辑发行,主打歌叫我爱故我在。封面上刘欢还是戴着那顶标志性的帽子,目光坚定,背景是流动的五线谱。我听了整张专辑,没有花里胡哨的编曲,就是他最擅长的深情旋律,歌词里反复唱:“我爱故我在,不是为谁存在,只要心跳还在,就为你唱到白发。”

其实那天后台,他最后没等我的回答,拍了拍我的肩膀,笑着说:“这个问题,你得自己找答案。”但我现在好像懂了——刘欢问的“到底爱不爱你”,不是问我,不是问别人,是在问每一个活着的人:你有没有那样一样东西,或者一个人,值得你用尽真心,用一辈子去“爱”?

毕竟,能被人问一句“爱不爱你”,是种福气;但能找到那个让你想回答“我爱你”的东西,才是人生最了不起的事。你说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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