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点半的乌海市第一完全小学校园里，阳光刚爬过教学楼的第二排窗沿，五年级（3）班的教室里就飘出了跑调的孤勇者。讲台上扎着高马尾的女人正挥着胳膊打拍子，袖子挽到手肘，露出手腕上一串串着玻璃珠子的手链——那是上周班里孩子送她的“演出道具”。
“张小宇，你嘴型对不上啊！”她突然停下，指着第一排男生笑，“是不是昨晚偷偷打游戏来着？”男生红着脸挠头，全班哄堂大笑，阳光恰好落在她扬起的嘴角上，像撒了一把碎金子。
很多来过乌海一完小的人，都管这个女人叫“刘欢”。但不是那个唱弯弯的月亮的歌坛巨匠，是教音乐、带合唱团、把废弃琴房变成“魔法小剧场”的刘欢老师。
从“大城市白领”到“乡村音乐老师”：她为什么来了乌海？
2018年的刘欢，还是北京一家音乐机构的教研主管。每天对着电脑改教案、开会、跟家长沟通“续费率”，偶尔路过天桥，会听见工地里传来不成调的唢呐声，“像小时候在奶奶家听到的，但又少了点什么东西。”
那年夏天，她在网上刷到乌海一完小的招聘启事：“需要一名能教唱歌、弹琴，还能带着孩子做活动的音乐老师。”底下评论有人冷笑：“乌海？内蒙古的小城，谁去啊？”但她盯着那句“学校的旧钢琴在琴房里落了三年灰，希望能有孩子让它重新发声”，鬼使神差地报了名。
“家里人都说我疯了，”刘欢坐在办公室的旧沙发上，脚边踩着学生用纸箱做的“音响”，“北京的工作稳定，工资也高。但我想试试，看能不能让‘音乐’在没那么‘耀眼’的地方，也长出芽来。”
把琴房变成“魔法剧场”：那些跑调歌声背后的“星光”
刚来乌海一完小时，刘欢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“硬骨头”：全校800多个学生，会识谱的不到10个；唯一的音乐教室，墙皮剥落，钢琴缺了三个键；孩子们上音乐课不是低头画画，就是趴着睡觉。
“第一节音乐课，我问大家喜欢什么歌，后排男生喊‘不喜欢，吵得很’。”刘欢没生气，第二天她抱着一叠彩纸进了教室：“今天我们不唱歌，折星星好不好？把你们最开心的事写纸上，折成星星，贴在墙上。”
那面墙后来成了“星光墙”——有用糖纸包的星星，上面写着“妈妈给我买了新铅笔”；有用作业本纸折的，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，旁边注“爸爸今天夸我了”；最大的一颗是红纸折的，是一个女孩写的：“刘老师笑起来和我妈妈一样好看。”
琴房也是一点点“长”出来的。刘欢自己掏钱买了二手电子琴，带着学生用颜料给墙壁刷成天蓝色；捡来快递纸箱，让学生涂上颜色做成“舞台道具”；甚至发动家长，把家里的旧乐器捐过来——现在琴房里有了口琴、手风琴，还有一把不成调的小提琴，是三年级男生李想从爷爷床底下翻出来的。
“李想刚来时，说话都结巴，”刘欢指着教室后排一个黑黑的男孩，“有天我听见他哼少年，跑调得厉害，但声音特别亮。我让他领唱，全班都愣了，现在他能在全校面前唱完整一首歌，一点都不慌。”李想低下头偷偷笑，露出一颗小虎牙。
“刘老师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像明星一样站在舞台上？”去年冬天，乌海一完小的合唱团拿了全市小学生艺术展演的一等奖。站在后台，六年级女生王雅琳拉着刘欢的衣角，眼睛亮晶晶的。那天她们唱的是孤勇者，没有华丽的服装，伴奏是刘欢用电子琴改的简单版本，但孩子们的声音特别亮，像一群刚破壳的小鸟，扑棱着翅膀往阳光里钻。
“后来才知道，王雅琳爸妈在外地打工，她平时跟着奶奶过，”刘欢说，“她跟我说，唱歌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以后想当音乐老师，像你一样，教更多孩子唱歌。”
这样的故事，在乌海一完小有很多。有的孩子因为爱上唱歌，上课走神的次数少了；有的内向的孩子，合唱团里找到了朋友；甚至有家长专门来学校，说“孩子以前放学就打游戏，现在回家哼歌，还教妹妹唱歌”。
刘欢的手机相册里，存着很多照片：孩子们蹲在琴房门口等她，手里拿着半块饼干；合唱团排练完了，挤在一起吃冰棍，舌头都冻紫了；毕业典礼上，六年级的学生抱着她哭，说“刘老师，我们会想你的”。
不是“明星”，却比星光更耀眼：教育的本质，是让每个孩子都看见自己
有人问刘欢：“你放弃北京的事业，扎根乌海，后悔吗？”她总是指着教室墙上贴的一句话：“音乐不是培养音乐家，而是培养热爱生活的人。”
是啊，刘欢不是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明星，没有华丽的服饰，没有轰动的歌曲。但她在乌海一完小的操场上、琴房里、课堂上，用一个个跑调的音符、一张张手折的星星、一句句鼓励的话，让很多孩子第一次知道：原来唱歌这么快乐，原来自己也可以闪闪发光。
那天离开学校时，夕阳正把教学楼染成橘红色。操场上还有孩子在练合唱，歌声被风吹得有点散，却格外有力。恍惚间，刘欢好像看见无数个小小的身影，站在不同的小舞台上，唱着属于自己的歌——有的在城市的音乐厅，有的在乡村的操场上，但他们的眼睛里，都闪着同样的光。
教育的意义，或许就是这样：不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“刘欢”，而是让他们在遇见“刘欢”之后，都能成为“自己”——那个热爱生活、闪闪发光的自己。
这，才是比任何星光都耀眼的东西，对吧？
